我到歐洲留學，第一站是比利時的魯汶(University of Louvain)大學。魯汶是一所古老的天主教大學，因種族和語言的關係，現已分裂為老魯汶和新魯汶兩部份，當年我在老魯汶。魯汶本身就是個大學城，亦是歐洲四大古老大學之一，整座城市是古蹟也是風景區。我住在一個由天主教所辦的國際學生中心，這個中心本身也是有名的景點，過路的人總會多瞧它一眼。我住在三樓靠馬路邊的房間，從窗口望去可以看到馬路上來往的人潮，常有旅行者駐足在中心的門口觀望這座建築，也時常看到老師帶著一群小學生來到魯汶旅遊，窗外傳來小朋友的喧鬧聲，看他們人人都帶一塊墊板，墊板上夾了幾張地圖及圖畫。小朋友們將所看到的與他手上的圖案對照，個個口中歡呼「我看到了！我看到了！聖．彼德的雕像就在那兒！」且在所帶來的資料上打了個鉤，表示他已經看到了學校所學到的那些東西。這樣的教育方式多麼活潑！小朋友們喜歡，相信大人們也會喜歡。

有一次，同學邀我到他家做客，大多數的比利時人信奉天主教，適逢他家小鎮舉行宗教節慶。他們的節慶像台灣的廟會或大拜拜，各小鎮輪流來，各城鎮都有自己的地方色彩，讓比利時人或外國觀光客欣賞到每個城鎮不同而多彩多姿的特色。同學家住馬兒米地，二次世界大戰巴頓將軍與納粹德軍的坦克大決戰就是在此，現已恢復舊觀。歐洲早在五十年前就已開始發展地域文化（Regionalisation），他們認為未來世界的發展勢將趨於單調化，由於資訊和交通的便利，文明將會全球同步化，世界上的高樓大廈都一樣醜，所蓋的新橋還有高速公路也都差不多，人類生活在此環境之下將會感到單調且無趣，再也無法領略荷蘭人常自豪說：「你在荷蘭找不出兩座同樣款式的橋」的那種意境。

到達他家已經是傍晚，他的雙親還有姊妹及弟弟都到門口迎接。吃過晚餐，父親忙著趕去參加慶典的籌備先行離開，當晚由他弟弟負責介紹整個行程，小弟剛上小學六年級，他搬出一個四方型地理模型擺在桌上，那是馬兒米地包括附近其他城鎮在內的地理模型，是他五年級的勞作。模型上有高山，高山有標高，有河流、也有道路，比較大一點的建築物都在模型上標示得一清二楚，從他家一路指到高速公路，從這個小鎮指到另外的城鎮，鄰近範圍之內的位置都清清楚楚地標示在這塊小小的模型上。

第二天大清早，大廣場上已開始舉行慶典，還有汽車展示會。小鎮的人都聚集在廣場上欣賞各項表演，有穿著傳統服飾的樂隊和騎士隊遊行，還有一群可愛的小學生笛樂隊。當天下午，仍是由小弟帶領，參觀了小鎮的博物館，館內掛有許多二次大戰前的鎮上風景照片，也有許多天主教的文物收藏品。

令我驚訝的是，一個小學六年級的學生，對於地方上的認知竟然如此豐富，無論是小鎮的起源、變遷、特色、地理位置、地形風貌，解說起來一點兒也不含糊，真是印象深刻。至今已三十年了，小弟也該是四十多歲的人了，而他當時的一舉一動仍烙印在我腦海裡，不知他是否還記得，在地球的另一端尚有人至今念念不忘。

如果你問一群台灣的高中學生，「竹山」在那裡？我想除了南投以及鄰近幾個縣市的學生會答對外，可能有一半以上的學生答不出來。尤其是北部的學生更離譜，有人連桃園在台北的南方或北方都還搞不清楚，他怎麼知道「竹山」在那兒？對台灣的小城鎮似乎是從不曾留意過，和比利時的小學生比較起來，我們的本土教育的確差得太遠了！如果從小對這塊土地的認知就是如此微弱，怎能教他認同這塊土地？這全然是標準教科書和聯考機器所塑造出來的畸形現象。

在魯汶短短的兩年收獲甚豐，同時也印證了胡適之先生說過的話，他說他在留英期間，受益最大且最有用的知識大部份來自他的親身體驗，以及和朋友交談而得，但來自課堂或書本上獲知的知識比較有限。這是留學生特有的現象，因為你處處都可以發現新鮮事，隨時都有不同的排列組合供你思考和比較。不同的觀念，不同的思維模式，還有不同的過程，自然會產生不同的結論，這個結論顯示西歐人不管對環境的保護、人與人之間的相處、道德與自私之間的妥協，都要高於東方人，而在東方也只有日本人可以與之比擬。後來我轉到巴黎大學，巴黎帶給我的震撼更是強烈，因為她不同於歐洲，她是活生生的世界人種學博覽會。有許多人想瞭解巴黎卻不得其門而入，尤其是我們這些外國人，大家都在瞎子摸象，看誰摸得比較像。而我摸的比較實際一點，因為我在巴黎期間，很用心去接觸並觀察，也很用心去體會和瞭解。尤其我用摩托車做為交通工具，使我將巴黎看得更清楚。無論從任何角度或在任何角落看巴黎，都值得坐下來慢慢地品味，到處有古蹟，到處是美景，確是令人賞心悅目。